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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木刻肖像 资料图片
晋城上党梆子剧团《三关排宴》演出剧照 资料图片
上党梆子现代戏《十里店》演出剧照 资料图片
1958年，赵树理（右二）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与村民交谈。资料图片
2026年，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诞辰120周年。
说到赵树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事实上，剧作家赵树理比小说家赵树理起步要早得多。戏剧创作几乎贯穿着赵树理的一生。在弥留之际，当赵树理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他没有提及自己的小说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是将他的第一部上党梆子剧《万象楼》作为自己文艺生涯的起点。
玉米地里的戏剧家
赵树理是土生土长的农村戏曲家。1918年前后，革命的暴风骤雨还未吹进山西沁水县尉迟村。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所蕴含的质朴、粗粝的民风和厚重的家国情怀，早已无声滋润着赵树理的心田。此时的赵树理已经在“八音会”上学会了农民的语言，在父亲的弹唱声中听懂了上党戏曲。“（上党梆子）这是连儿童的游戏都会出现的一种得到广泛流传的戏剧，给予赵树理的作品世界以强烈影响。”（釜屋修《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多年以后，讲述宋金战争的《韩玉娘》、反映胡汉矛盾的《邺宫图》、歌颂杨家将的《三关排宴》，这些赵树理新编的历史剧，都在呼应着上党戏曲的回声。
1928年春，赵树理因参与学生民主运动，被校方开除并遭当局通缉。从监狱脱身后，赵树理开始了流亡生涯，并为自己开出药方：“（一）教育救国论（陶行知信徒），（二）共产主义革命，（三）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艺术至上，不受任何东西支配），并且觉着此三者可以随时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个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赵树理《自传》）思虑再三，赵树理选择了在乡野推动教育救国。1933年初夏，赵树理以老师身份送给学生陈万国一首小诗，写着“唯学校是真正的乐园”（赵树理《给一个学生的题词》）。
赵树理戏剧大众化实践的转折点是1934年。那一年元旦，赵树理指导北洸小学学生排演新戏。“其中三出都是他自己编的。一出描写某地主看中了一个女学生，软硬兼施，强娶为妾，但在新婚之夜，女学生杀死了这个地主，逃出去找自己的心上人去了；另一出写某农民在大年夜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祈求菩萨保佑，可是老天爷很势利，不睬他，这个走投无路的农民便在庙里上吊了；还有一出，则是借灶君上天奏事的传说，讽刺了政府内无官不受贿的腐败现象。”（戴光中《赵树理评传》）新戏演出轰动全村，但得罪了当地豪绅，赵树理被迫再次流亡。
戏剧实践给赵树理带来了不少麻烦，却也成为他实现自己教育理想的趁手工具。1936年岁末，赵树理在好友史纪言、王中青的邀请下，前往长治乡师，在这里写出对话体的有韵小剧《打倒汉奸》。赵树理将部分台词改成当地方言，将剧本送到村剧团，在村里试演，反响不错。在一片打倒汉奸的民众呐喊声中，赵树理决心继续他戏剧大众化的探索。
1939年，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掀起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热潮。赵树理担任长治第五专署的民宣科长，开始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民众宣传教育工作，继续自己的戏剧创作。抗战期间，晋东南地区根据地经常遭到日军扫荡，赵树理经常背上箩筐，带上印刷工具与纸稿，在太行山间游走，轻装上阵，用有限的篇幅、简单的表演程式，宣讲革命道理。赵树理眼中的戏剧，并不单纯是宣教工具，而是以事教人、以情感人的艺术品。“俗话常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但能否讲好道理，关键在于艺术性。“曲艺作品要能说能唱，首先要有故事性。”（赵树理《〈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序言》）只有站在大众立场、抒发大众情感的戏剧作品，才经得起群众的考验。
1942年1月，129师政治部与中共太行区党委联合召开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参会者数百人。会议最后一天，《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社论，指出会道门在群众中的麻醉作用，要求文化人认识大众、服务大众。赵树理在这次座谈会上慷慨发言。吕班回忆，赵树理曾在会上大声朗读民间流传的小册子，严肃指出：“我们今后的写作，应当向这本小书学习，因为老百姓对它是熟悉的。只要我们注入进步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多写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吕班《忆赵树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韩玉娘》：写大众爱看的新戏
创作于抗战烽火中的新编历史剧《韩玉娘》，最能体现赵树理的文艺大众化实践与思想追求。
在此之前，赵树理还创作过《打灶王》《巫婆祭灶》《慈云观》《韩玉娘》《邺宫图》等剧本。从题材上说，《慈云观》取材于北宋名妓李师师传说，《韩玉娘》讲述金宋交战时宋人反抗故事，《邺宫图》批判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武帝石虎的暴虐统治。这三部新编历史剧都旨在借古喻今、书写家国情怀。
新编历史剧《韩玉娘》，写的是南宋初年的河南女子韩玉娘被金兵所擒后，又被强行许配给同样被俘的书生陈鹏举。洞房中两人诉尽家国苦难，当韩玉娘得知岳家军将至，就劝陈鹏举投岳家军报国，却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悲剧。最终韩玉娘身亡，陈鹏举逃脱魔爪后加入宋朝岳家军奋勇抗金。
《韩玉娘》的故事原型，可追溯至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的《贤妇激夫成家》。梅兰芳曾经据此创编了京剧《生死恨》。1943年，赵树理对《生死恨》进行大众化改编，借助韩玉娘与陈鹏举奋勇抗金的情节，激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仇恨，鼓舞人们积极投身抗战洪流。
梅兰芳的《生死恨》中，韩玉娘险些被卖，买家瞿士锡得知其辛酸遭遇后，心生怜悯，放她离开，允许她前往尼姑庵存身。赵树理的《韩玉娘》有两个重要的改变。一是角色形象平民化。赵树理摒弃了传统版本中对士人身份的强调，将两位主角改为小镇居民，突出普通民众在民族危难中的抗争意识，使故事主旨从士绅阶层的“沦落而不失身份”，转变为宣扬平民阶层的拳拳爱国心。二是情节上将政治宣传与民间伦理、大众趣味相结合。赵树理保留了“韩玉娘被转卖”的重要情节，保留了主角夫妇阴阳两隔的悲情结局，增设了凶悍的“大老婆”角色，还增设了陈鹏举亲自迎接韩玉娘义母刘氏回府并立誓尽心奉养的情节，而且融入了传统戏剧中“状元归乡奉母”的经典桥段。此外，赵树理还安排了韩玉娘被殴打和担水受伤的情节。这些改编在展现角色苦难的同时，兼顾观众的审美习惯，冲淡了原作的悲剧色彩，也满足了戏剧观众对于情感补偿的心理需求。在赵树理看来，戏剧主旨的政治宣传性固然重要，但符合人情伦理也不容忽视。据说，“张太和扮演韩玉娘，很受群众欢迎，每演到担水一节，都要赢得满场喝彩声，因而有了‘太行第一旦’之誉”（董大中《赵树理评传》）。
赵树理还有自己一套接地气的语言观。他曾引用《白毛女》两句唱词“昨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认为这比书面语更能符合农民的听觉习惯。《韩玉娘》删掉了《生死恨》里长串的七言古诗式唱词，换上通俗易懂的七言民歌，主要角色的唱念做打也常以民间谚语作为辅助，剧本通俗晓畅，能迅速被各地观众理解和接受。
《韩玉娘》是赵树理戏剧通俗化的开山之作。通过角色形象的平民化、表演程式的简明化、戏剧抒情的直观化，赵树理探索出了一条面向大众的戏剧叙事与抒情方式。这种立足大众、兼容并蓄的戏剧抒情观念，日后在《万象楼》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万象楼》：戏剧创作的新起点
1942年5月，赵树理“用破除封建、反封建的主题”（吴调公《人民作家赵树理》）写出了他的第一个上党梆子剧《万象楼》。
1941年10月12日，太行根据地黎城县爆发“离卦道叛乱”。道首李永相蛊惑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勾结，借助民间教会外壳，企图破坏根据地秩序、动摇抗战根基，后被八路军与地方民兵迅速平息。赵树理调查这次“离卦道”暴乱真相后，就动笔开写上党梆子剧《万象楼》，既是为了正面迎击封建思想，也是对戏剧大众化进行深入探索。
《万象楼》直接取材于黎城县“离卦道叛乱”的真实事件，描绘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迷信画面。赵树理对这些迷信行为进行直接描绘，将迷信害人的真相血淋淋地展现在众人面前。这是赵树理的一次充满战斗性的戏剧大众化实践，洋溢着赵树理打破封建迷信旧世界、书写农村新世界的热情。
赵树理创作《万象楼》，也是因为他从“离卦道”事件中看到了抗战时期基层社会的困境。赵树理已经不再满足于书写单一的英雄形象、单一的历史事件，他强烈关注着底层民众思想改造的议题，希望通过戏剧大众化的叙事与抒情技巧，对特定历史事件进行再叙述，以此来传播新世界带来的新思想、新伦理。赵树理对农民思想改造的重视，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自幼生长在‘神仙家族’中”（戴光中《赵树理传》），然而，五四新文化教育已经将他变为无神论者，对时势敏感的赵树理，决定通过《万象楼》重写“离卦道”事件，剧本主题从单一的与传统旧势力斗争，转变为对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的生动展演。
赵树理坚信好的戏剧需做到“道具性的人物应压缩到最少的程度”。戏剧角色方面，“人物的形成是积累的”，“集中人物不是加法，不是这一个加那一个。是某一种人某一类人总起来形成的”。（赵树理《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性的几点体会》）《万象楼》剧中的角色，都是高度类型化的角色形象，各自指向不同的政治或道德隐喻。赵树理甚至将是否亲身参与生产劳动，作为辨别人物阵营、评判其道德好坏的核心尺度。剧中，赵树理最喜欢、最信任的人物李积善、李月桂，是真正从事生产劳作、坚信社会公义、保持良好道德操守的农民。赵树理对于朴素善良的农民和淳朴的民间，情有独钟。
《万象楼》还敢于写出“恶”与“丑”。赵树理从不避讳对农村社会阴暗面的书写，敢于承认农民阶级的思想局限性。在赵树理看来，这也是真实的大众与民间的一部分。正视民间，就是为了更好地讲述民间，从而最终理解中国。仅同情农民是不够的，还要唤醒农民。“我们的‘老赵’，经过长期的、独特的生活经验，以一个生在农村的人的眼光与愿望和改革农村的知识分子的视线，来栩栩如生地写这个复杂的农村。”（釜屋修《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赵树理要以一种基于历史唯物论的进步史观，彻底打破循环往复的轮回观念。《万象楼》的农民李积善将先前无后的事视为自身的福报有亏，于是投身宗教团体去“修修来世”。赵树理用李积善之女李月桂的遭遇来启发大家。当李积善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后，转而对反派群体展开激烈的复仇，甚至手刃了坏人满街香。赵树理的戏剧，每每在故事情节编排中讲出新世界的伦理。
赵树理视《万象楼》为自己戏剧创作的起点，因为它体现着“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对真实感的执着追求，用赵树理的话说，就是“你得成天在里头泡着，不是下去洗个澡就上来”（赵树理《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他还说：“创编剧本也要符合历史真实，不能任凭作者心意，想写成什么就写成什么。”（赵树理《对上党戏曲的继承传统与整理改编的看法》）“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人物、事物多了，就形成一种爱憎观念，形象逐渐鲜明起来，然后方能写出东西来。”（赵树理《生活·主题·人物·语言》）“爱也好，憎也好，先是感动了自己，感动不了自己那就是假的。”（赵树理《与青年谈文学——在旅大市文学爱好者会上的讲话》）
从《开渠》到《焦裕禄》：不尽的关怀
1955年，赵树理出版了新中国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三里湾》。1956年，赵树理又写出了以贫农韩金山开渠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泽州秧歌剧《开渠》。秧歌剧《开渠》和小说《三里湾》一样，都关注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粮食问题。农村粮食问题不仅关乎生存，更制约着生产工作的开展。在创作戏剧《开渠》的同年6月，赵树理曾向山西长治地委书记写信，反映农业社缺粮问题：“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
粮食是农民汗水的结晶，来自农业，源于劳动。热爱农民与农村的赵树理，在戏剧图景里，重新确立农业劳动的价值，聚焦集体劳动的社会意义。《开渠》中的村民合力修渠的情节，生动展现出了集体力量的可靠性，也写出了集体生产模式的优越性。劳动创造价值，是赵树理的神圣信念，也是他朴素道德感的源泉。
1962年，凝聚着赵树理大量心血的上党梆子剧《三关排宴》演出后广受好评。这出戏原本叫《忠节义》《忠孝节》，是清代上党梆子传统剧目，和京剧《四郎探母》讲述同一个故事，只是主题角度不同。赵树理参与整理改编后，把它定名为《三关排宴》，把主题从“忠孝节”转向“歌颂爱国、反对叛徒”，强调揭露杨四郎叛国求荣行径，歌颂佘太君的爱国主义思想。这部戏在晋东南上演了60多年，是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的镇团之宝。
1964年，赵树理应邀为家乡晋东南写一部现代戏。这一次，为了写出接地气的、大众喜欢的戏，赵树理特意到陵川县黑山底大队深入生活，最终写成了上党梆子现代戏《十里店》。这是赵树理创作的最后一部梆子剧。同年9月，《十里店》参加了省里会演。“为甚么要写这部戏呢？这要看剧本的规定时间。对照当时我国的现实特点，就会悟出他在创作上的基本思想。他是观察和描写农村变迁的老手，深知党的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通晓劳动农民在生活中的忧乐苦甜，真是独具一双久经磨砺的慧眼，看透了农村的内在演变。”（贾特人《〈十里店〉的素材》）
1966年，赵树理看了晋城县剧团排演的《焦裕禄》，认为剧中的焦裕禄过于传奇化。于是，他深入兰考，到群众中去收集焦裕禄事迹，写出上党梆子《焦裕禄》前三场。后因陷入创作困境，剧本未能完稿。
赵树理笔下塑造的焦裕禄，不仅是一位敢于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新型干部，也是一个凡人英雄。剧终一幕，赵树理写焦裕禄呼唤群众去公社听汇报，当大幕落下，焦裕禄在舞台上留下了一个伟岸的身影。赵树理设置的这一未完成的结尾，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一再思考的话题。不仅如此，《焦裕禄》也留下了赵树理对农村问题的不尽关怀，更留下了他对集体劳动的新世界的伦理与美学沉思。
总之，评价赵树理一生的创作成就，不能抛开戏剧。就戏剧而言，他编写了现代梆子剧《两个世界》《万象楼》《十里店》《焦裕禄》，新编历史剧《邺宫图》《韩玉娘》《三关排宴》，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戏剧艺术，特别是对于戏剧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
赵树理说：“我写的东西，都是先在群众中‘试验’，看他们能不能懂。”（《也算经验》）他还说过：“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开大多数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文艺也就没有对象了。”（杨占平《赵树理二三事》）
戏剧是赵树理实践文艺大众化理想的文体，也是他安放大众化抒情理想的文艺田园。在艺术大众化实践过程中，赵树理有意识地采用了戏剧这个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自觉且及时地用大众化的戏剧创作来展示日常生活，反映人民的朴素愿望和要求，深入思考、热情回应着群众的关切，积极强化其正面的宣传、教育与引导作用，颂扬光明、鞭挞黑暗，鼓舞人民。赵树理这种为人民写戏的艺术精神，为现实议题发声的艺术本心，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初心，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艺术高标。赵树理坚持以戏剧大众化实践表现新时代、新生活，坚持为大众叙事与抒情的戏剧理想并没有过时，“在人民文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上，他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吴调公《人民作家赵树理》）。戏剧家赵树理对大众文艺的探索、追求，值得我们景仰与珍视。
（作者：傅修海，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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